阿公百日直至阿嬷过世前的两年间，亦是我成长过程中不可抹灭的独特记忆之一。
阿嬷前後换了三任居家照护者。第一位叫做阿金，是一名精明干练的越南女子，她的家在桃园，嫁来台湾五、六年，拥有一位四岁的小女儿。
某日她神秘兮兮的拿着桃红色的折叠式手机唤我：「妹妹！妹妹！你看！」画面是一位头发染地稻草黄的大学女孩，穿着学士服，笑得灿烂。和阿金高颧骨的笑容有几分相似。我问阿金这是谁，她说，这是她的女儿。
我惊讶地喊：「怎麽可能？你这样不就很小就生她了？」阿金笑得得意，带着浓浓口音铿锵有力、感叹又骄傲地大笑：「是啊，她现在也二十二了馁。我和她一直都不像母女，像是好朋友一样馁。」我震惊地不知道该说什麽。那一年，阿金35，我13岁。「我还没来台湾之前，我朋友叫我跟她们一起去当女兵，我的前夫对我不好啊，我只想着离他越远越好。後来我来台湾，这里一样是要工作。」阿金有所顾虑的顿一顿：「当初当兵退休的朋友，现在都好几栋房子了，她们在电话中对我哀，说哎呀阿金命苦啊。没办法啊，这是人的命。」作为阿金在工作现场唯一的倾听者，我的立场很复杂。我知道古板而固执的阿嬷对阿金多麽刻薄，却无法真正做出什麽，改变社会结构下、历史背景里，多数人选择倾向的歧视观点。因为选择恶意，比起选择耐心理解所带来的成长阵痛容易许多。
阿金和阿嬷当然是不欢而散，还好，她离开的那一天，带着尊严。她用力抱着我，在我耳边轻轻说：「你对我最好，阿姨知道。有空来桃园玩，阿姨招待你。再见！」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再也不见，要我珍重。来不及告诉阿金我听懂了，她的计程车也没等我跑到阳台和她挥手。
至少她的台湾夫家很爱护她。那是我想起阿金唯一安慰的事。
後来我决定和「家里凭空冒出来的工作者」保持距离，第二位看护显然和我抱持一样的想法，她很年轻、虔诚，理性、说一不二，坚决不多做份外的事，包含帮忙看顾我家的柯基犬。她说她的信仰不容许信徒豢养宠物，每一天她要披巾祷告五次。披巾五颜六色。
第三任看护叫做米娜，和阿金的年龄差不多。她打破了我想要保持距离的想法。她随和、善良、使命必达、有时候有点顽皮。因为第一任雇主是大甲人，所以她讲着一口十分流利的台中腔台语。她会帮忙照顾我们的狗狗，用一种小孩子向大人坦承做坏事的语气说：「哦我不常祷告，应该就可以帮忙照顾狗狗吧！祂会原谅我的。」她也是阿嬷唯一真心喜欢的看护。
有一天她兴高采烈的从市场回来，说：「妹妹，你看我买到我家乡的泡面欸！做给你们吃好吗？」那几年印尼泡面还未在各大超市普及，我和妹妹兴奋的看着米娜流利的动作，拌面、打蛋⋯⋯她说，一定要乾炒，面条才会香脆。
我至今再也没吃过那麽道地的印尼泡面了。
米娜是最後一位看护，甚至是一位家人。阿嬷失去呼吸的那天，她慌张着急的模样、哭泣的模样，烙印在我心中恒久。办完後事的一个礼拜，众人未走出伤痛，她面露一种心碎，像是很遗憾没办法陪伴我们到重新好起来的那一天。
这刚好是她在台湾的最後一个聘雇任期，我们请她吃一顿好的，她到最後一刻还抢着拿菜单要点最便宜的菜，不让妈妈破费。我们好高兴，她可以用她赚的钱，回印尼买一幢漂亮的房子，让儿子念好的学校。妈妈送她两只包包，一只是休闲的侧背包，一只是漂亮的粉色牛皮，她说：「这麽漂亮我不敢背啦！」回去就敢了。回去就可以了。
这几年夜深人静，常常冷不防思念起阿金和米娜。
她们背负着乡愁或枷锁，坚强的在异地里绽放。我们再也不会再见了吧。但我多想告诉她们，我现在过得很好。每当在火车站遇到移工，总是多一份感怀。虽然也有遇过被喝醉的移工性骚扰，但我相信，大家都是被困在俗世里找寻出口的灵魂。爱恨、犯错、赎罪、学习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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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我牵着他和一对年轻的移工情侣擦肩而过，我对着他们点头一笑，他们也喜悦地回望我。
言语不足以聊表谢意，只是偶尔嘴馋想吃印尼泡面。